梅：小乔木，稀灌木，高4-10米；树皮浅灰色或带绿色，平滑；小枝绿色，光滑无毛。叶片卵形或椭圆形，叶边常具小锐锯齿，灰绿色。花单生或有时2朵同生于1芽内，直径2-2.5厘米，香味浓，先于叶开放；花萼通常红褐色，但有些品种的花萼为绿色或绿紫色；花瓣倒卵形，白色至粉红色。果实近球形，直径2-3厘米，黄色或绿白色，被柔毛，味酸；果肉与核粘贴；核椭圆形，两侧微扁。花期冬春季，果期5-6月。
梅原产中国南方，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，无论作观赏或果树均有许多品种。许多类型不但露地栽培供观赏，还可以栽为盆花，制作梅桩。鲜花可提取香精，花、叶、根和种仁均可入药。果实可食、盐渍或干制，或熏制成乌梅人药，有止咳、止泻、生津、止渴之效。梅又能抗根线虫危害，可作核果类果树的砧木。
梅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，与兰花、竹子、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，与松、竹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梅以它的高洁、坚强、谦虚的品格，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。在严寒中，梅开百花之先，独天下而春。
观赏梅花的兴起，大致始自汉初。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汉初修上林苑，远方各献名果异树，有朱梅，姻脂梅。”这时的梅花品种，当系既观花又结实的兼用品种，恐属江梅、官粉两型。西汉末年扬雄作《蜀都赋》云：“被以樱、梅，树以木兰。”可见约在2000年前，梅已作为园林树木用于城市绿化了。 [3]
隋（581-618年）、唐（618-907年）至五代（902-963年），是艺梅渐盛时期。据说，在隋唐之际，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主章安大师（561-632年）曾于寺前手植梅树。唐代名臣宋景作《梅花赋》有“独步早春，自全其天”等贷语。根据诗文记载来看，隋、唐、五代时的梅花品种，主要属江梅型或官粉型。在四川，唐时始有朱砂型品种出现，当时称“红梅”。《全唐诗话》载：“蜀州郡阁有红梅数株。”今日崇庆县（即古蜀州）朱砂型品种既多且好，显然是有其历史根源的。 [3]
宋（960-1368年），是中国古代艺梅的兴盛时期。艺梅技艺大有提高，花色品种显著增多。南宋范成大著《梅谱》（约1186年），搜集梅花品种12个，还介绍了繁殖栽培方法等，这是中国、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艺梅专著。书中除介绍江梅型、官粉型、朱砂型外，还介绍了前所未有的“玉碟型”（即“重叶梅”）、“绿萼型”、“单杏型”。属杏梅系杏梅类）、黄香型（即百叶湘梅，属黄香梅类）和旱梅型（花期特早，中国国内已不多见），等等。此外，周叙《洛阳花木记》（1082年），记载了朱砂型（红梅）等品种。而张磁的（功甫）《梅品》（1185年）与宋伯仁《榜花喜神谱》（1239年）等，则为有关梅花欣赏与诗、画的专著。 [3]
元代有个爱梅、咏梅、画梅成癖的王冕，在九旦山植梅千株。其《墨梅》画、诗，皆远近闻名。赵孟兆、杨维桢、谢宗可、僧明本等，俱有名诗咏梅。现昆明温泉对岸的曹溪寺内有一株700多年前生的元梅，老态龙钟，虹曲万状，仍年年开花、结实。[3]
明代梅花的栽培技术有了较大提高，新品种大量出现，种植梅花在当时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，梅花的栽培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度。明、清时；艺梅规模与水平续有进展，品种也不断增多。明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（1621年），记载梅花品种达19个之多，并分成白梅、红梅、异品3大类。刘世儒的《梅诸》，汪怠孝的《梅史》，皆记梅花，资料甚丰。 [3]
清陈昊子的《花镇》（1688年），记有梅花品种21个，而其中的“台阁”梅、“照水”梅，均为前所未有的新品种。当时苏州、南京、杭州、成都等地，以植梅成林而闻名。龚自珍（1792-1841年）的《病梅馆记〉云：“江宁之龙蟠、苏州之邓尉、杭州之西溪，皆产梅。”《重修成都县志》（1873年）记载旱梅、白梅、官春梅、照水梅、朱砂梅、绿萼梅等甚详。当时，咏梅的书、文、画，争相出世，“扬州八怪”中咏梅、画梅的名家，如金农、李方膺，为世人知晓。 [3]
辛亥革命以后，梅花栽培进入了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。梅花品种由各地分散种植到集中入圃，由地方和个体栽培到国家政府投入进行科学研究和规模化发展。以工程院院士、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俊愉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，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建立了中国梅花统一分类新体系，出版了《中国梅花品种图志》、《中国梅》等鸿篇巨著，为梅花研究栽培、普及提供了科学参照。
咏梅画梅
梅，“独天下而春”，作为传春报喜、吉庆的象征，从古至今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吉祥之物。“梅具四德，初生为元，是开始之本；开花为亨，意味着通达顺利；结子为利，象征祥和有益；成熟为贞，代表坚定贞洁。”此为梅之“元亨利贞”四德。梅开五瓣，象征五福，即快乐、幸福、长寿、顺利与和平。
早期，人们对梅花的认识主要局限在梅子的实用性上。如殷商文献《书经·说命》中有“若做和羹，尔惟盐梅”。春秋时期的《诗经》中出现了“山有嘉卉，候栗候梅”的描述，人们称梅为“嘉卉”已反映出对梅花的欣赏态度。晋代的清商曲辞《梅花落》中，开始描述“梅花落已尽，柳花随风散。叹我当春年，无人相要唤”，感叹春光易逝。进入南北朝后，曾出现寿阳公主“梅花妆”的故事和陆凯折梅赠友人报春传情的咏梅名句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寄一枝春”。唐以前，咏梅诗数量不是很多，但可见人们已从物质的实用性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感受了。唐五代时期，由于当时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的安定民生发展，梅花的栽培技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这一时期种梅咏梅活动逐渐升温，上至帝王、名臣，下至布衣百姓咏梅作品大量涌现。如唐王李世民的“送寒余雪尽，迎岁早梅新”咏梅绝句，以及杜甫、白居易、杜牧、李商隐等一大批咏梅诗人，以不同的心态和审美观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咏梅佳句。 [10]
宋、元时代，梅花文化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。文化上，梅诗、梅文、梅书、梅画纷纷问世，其作品之多为历朝历代之最，梅花也于此时确立了百花独尊、群芳之首的地位。宋代梅诗特多，故在宋代末年的方回《瀛奎律髓》中，别出“梅花”为一类。梅词也多佳作。名家如北宋林逋（和靖）隐居杭州孤山，植梅放鹤，号称梅妻鹤子。其梅花诗词甚多，而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（《山园小梅》）的诗句，更是传神佳句。余如北宋的苏轼、秦观、王安石等，南宋的陆游、陈亮、范成大等，皆多梅花诗词传世。由于文人墨客、士大夫阶层的闲情雅趣促进了私家园林的兴起，各地纷建梅园，遍植梅树、梅溪、梅湖、梅台、梅亭等赏梅景观的引导效应，使喜梅、植梅、赏梅成为一种社会时尚。梅画作品日渐丰富，涌现出一批擅画梅花的大家，如高僧华光寺长老仲仁、赵佶、杨无咎、马远、赵孟坚等。《全宋诗》中，梅花题材的文学作品有4700多首，《全宋词》中咏梅词1120多首。 [10]
明清两代是梅花文化的发展期，明代咏梅之风有增无减，杨慎、焦宏、高启、唐寅诸名家，俱有梅花诗；徐渭、姚涞、刘基等，则均有梅花文赋。另一方面，书、文、诗、画等文化层面也有新的发展和提升。如在咏梅诗创作上，明清两代也是人才辈出，徐渭、高启、方孝孺、李方膺等一批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，无论在诗的意境、内涵或是审美观念上都有独到的创新成就。在绘画创作上“扬州八怪”等，尤以金农、李方膺为代表建树起座座咏梅画梅的高峰。 [10]
辛亥革命以后，创作的咏梅诗词和绘画作品，是空前的，数量上已无法统计。特别是毛泽东、董必武、叶剑英、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他们以伟大的革命情怀和气概，写下了不朽的咏梅诗篇，成为梅花文化中的新气象、新亮点。从近现代的梅画作品看，一大批名家高手涉足梅花题材，他们注重在继承传统中大胆创新，形成自己的风格面貌；他们更注重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理性思考，使作品更具学术性、观赏性；他们更注重表现梅花的精神品格和时代精神，用作品来感染人、打动人；他们更注重以自然、自由的心态，运用多种方法手段创作出适应多元化审美需求的梅花作品。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有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董寿平、关山月、于希宁等。他们运用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对梅花精神的独特感悟，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创作出不同风格面貌的梅花作品。这个时期的梅花作品，有的突出了诗、书、画、印相统一的整体美感；有的更加强调中国画水墨精神，以大写意的笔法表现梅花的神韵；还有的善于借鉴西画中交点透视、光影效果以增强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。从他们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即是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创新精神。正是凭着这种创新意识，使梅画艺术园地更加灿烂夺目。 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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